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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尊重个体生育意愿

发布时间:2021-05-04 16:42:18 已有: 人阅读

  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。要保持人口数量稳定,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.1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跌到了2以下。其实,生育率下降是发展的产物,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2以下,在2以上的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。

 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,把生育率1.5以下叫作生育陷阱。一派学者认为,生育率低于1.5,回升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,陷入了低生育率的循环;还有一派学者认为,生育率没有绝对的陷阱。但是,学者都承认生育率水平长期过低给社会发展带来挑战。

  相比人口总量,更严重的是人口结构问题。在创造端,劳动力减少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力;在消费端,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负担的上升,也降低社会消费力。

  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提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,这是观念的重大改变。在包容的基础上,实现社会生育观念的扭转。

  生育率下降背后有两个逻辑。一个逻辑是观念上的。在世界范围内,个体主义兴起,人从家庭中解放。对生育也出现多元价值取向,有些人天生喜欢孩子,就愿意多生;有些人觉得生孩子并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,就少生以至于不生。

  另外一个逻辑是约束性的,这代年轻人面临高压力、高竞争的社会环境,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他们的生育意愿。竞争还导致教育年限延长,年轻人进入社会时间延后,造成他们心理的低龄化,因而推迟婚育。

  鼓励生育不像水龙头,你打开了大家都去生。在尊重个体生育意愿的基础上,社会要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,降低托育、养育成本。

  男性和女性的情况不同。对男性而言,以前结婚和生育被认为是人生发展的基石。有一句话说“先成家后立业”,你成家生孩子后就可以安心干事业。现在,可能还要攒够钱买房子,要有一定经济实力,男生结婚生孩子就从基石变成了顶石。

  一些女性面临的是性别不平等。性别不平等可以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维度。对于中国女性来说,私人领域的性别平权是落后于公共领域的。主流观念逐渐认为女性一样可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。社会也在教育女性在经济上更加独立,不能只想着嫁个好老公。

  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更严重。女性还是被认为要承担生育和照料孩子的主要职责,男性不做家务不会被人指责,一个女性不做家务,大家都会觉得她懒。如果母亲不好好照料孩子,天天在外面打拼,大家会觉得你作为妈妈不尽职了。

  欧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亚洲的日本、新加坡从十年代,韩国在2000年后,开始实施生育激励政策。一个是经济上的激励,你生孩子,政府就给你钱,多生多给,还有税收优惠。但是,实施经济激励且力度很大的都是相对小的国家。欧洲国家、新加坡有相应的财力支撑。中国如果要大面积地实施,少了没有用,多了则财政负担过重。

  另一个是降低养育成本,比如发展托育。这些年我国一直在推进,学术界也在参与0-3岁婴幼儿托育制度的设计。日本从2000年后大力做好0-3岁婴幼儿托育。研究者认为,托育政策对日本提高生育率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当然,不是建好了托育机构,大家就会自然而然来,首先还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,而且托育机构的规范性也要慢慢加强。

  让家庭中的男性参与育儿,需要长远的文化建设。在欧洲,生育率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呈U型曲线的关系。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,生得相对多一点;父母受教育水平在中间的家庭生育率最低;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提高,生育意愿又会上升。受教育程度对应的不仅是家庭经济条件,还有性别平等观念。丈夫对家务和养育孩子的支持度高,一般来说妇女的生育意愿也会相应提高。

  生育观念的转变是漫长的过程。很多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,但也要有耐心。即便生育率改变,它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还要往后才能体现。

  生育问题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。所以,生育政策要跟许多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。比如,让年轻人住得起房,保证年轻人稳定就业,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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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。要保持人口数量稳定,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.1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跌到了2以下。其实,生育率下降是发展的产物,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2以下,在2以上的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。

 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,把生育率1.5以下叫作生育陷阱。一派学者认为,生育率低于1.5,回升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,陷入了低生育率的循环;还有一派学者认为,生育率没有绝对的陷阱。但是,学者都承认生育率水平长期过低给社会发展带来挑战。

  相比人口总量,更严重的是人口结构问题。在创造端,劳动力减少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力;在消费端,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负担的上升,也降低社会消费力。

  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提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,这是观念的重大改变。在包容的基础上,实现社会生育观念的扭转。

  生育率下降背后有两个逻辑。一个逻辑是观念上的。在世界范围内,个体主义兴起,人从家庭中解放。对生育也出现多元价值取向,有些人天生喜欢孩子,就愿意多生;有些人觉得生孩子并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,就少生以至于不生。

  另外一个逻辑是约束性的,这代年轻人面临高压力、高竞争的社会环境,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他们的生育意愿。竞争还导致教育年限延长,年轻人进入社会时间延后,造成他们心理的低龄化,因而推迟婚育。

  鼓励生育不像水龙头,你打开了大家都去生。在尊重个体生育意愿的基础上,社会要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,降低托育、养育成本。

  男性和女性的情况不同。对男性而言,以前结婚和生育被认为是人生发展的基石。有一句话说“先成家后立业”,你成家生孩子后就可以安心干事业。现在,可能还要攒够钱买房子,要有一定经济实力,男生结婚生孩子就从基石变成了顶石。

  一些女性面临的是性别不平等。性别不平等可以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维度。对于中国女性来说,私人领域的性别平权是落后于公共领域的。主流观念逐渐认为女性一样可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。社会也在教育女性在经济上更加独立,不能只想着嫁个好老公。

  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更严重。女性还是被认为要承担生育和照料孩子的主要职责,男性不做家务不会被人指责,一个女性不做家务,大家都会觉得她懒。如果母亲不好好照料孩子,天天在外面打拼,大家会觉得你作为妈妈不尽职了。

  欧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亚洲的日本、新加坡从十年代,韩国在2000年后,开始实施生育激励政策。一个是经济上的激励,你生孩子,政府就给你钱,多生多给,还有税收优惠。但是,实施经济激励且力度很大的都是相对小的国家。欧洲国家、新加坡有相应的财力支撑。中国如果要大面积地实施,少了没有用,多了则财政负担过重。

  另一个是降低养育成本,比如发展托育。这些年我国一直在推进,学术界也在参与0-3岁婴幼儿托育制度的设计。日本从2000年后大力做好0-3岁婴幼儿托育。研究者认为,托育政策对日本提高生育率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当然,不是建好了托育机构,大家就会自然而然来,首先还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,而且托育机构的规范性也要慢慢加强。

  让家庭中的男性参与育儿,需要长远的文化建设。在欧洲,生育率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呈U型曲线的关系。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,生得相对多一点;父母受教育水平在中间的家庭生育率最低;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提高,生育意愿又会上升。受教育程度对应的不仅是家庭经济条件,还有性别平等观念。丈夫对家务和养育孩子的支持度高,一般来说妇女的生育意愿也会相应提高。

  生育观念的转变是漫长的过程。很多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,但也要有耐心。即便生育率改变,它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还要往后才能体现。

  生育问题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。所以,生育政策要跟许多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。比如,让年轻人住得起房,保证年轻人稳定就业,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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